人们常说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这是古人对于学识与视野并重的考量。然而今人与古人相比，虽然所读之书尚有交集，然而所行之路却大相径庭了。古人出行，正如宋元的文人画，卷轴之中是绵延不尽的山水，而人只处其中的小小一隅——清风明月，与天地合一。而今人出行，接踵摩肩的游人已将画面填满，少有留白。于是每逢旅游旺季，人们总不免要为西湖的断桥担心，唯恐“名副其实”，一语成谶。对此，我们应该追问，当下人们行路的目的，是否还像古人那样纯粹？如果人群已经遮挡了眺望的视野，那么行路除了消费、攀比、放松、疲惫与自拍究竟还剩下什么？

直至今年春季的一场疫情，所有的人都隔离在家，万里行路既然已成奢望，我们不妨冷静下来思考自己多年以来行路的盲目，圈点此时此刻读书的心得。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世界固然骄傲，但却终究有限；而阅读却可以借助巨人的肩膀，突破时空的界限，用思考来叩问灵魂。这便是读书的重要。然而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的，是读书的契机。因为读者的心境与书中的主题越契合，就越能够激发出共鸣，也就越容易有所收获。所以，对于高中阶段的同学而言，此时此刻，有两部作品似乎不能不谈——加缪的《鼠疫》与安妮的《安妮日记》。

表面看起来，这两部作品有很大的差别：作者不同——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有着不同的性别，知名度也大不相同。加缪在创作《鼠疫》之前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和哲学家，而写日记的安妮还是一个中学生。体裁不同——《鼠疫》是虚构的小说，是事件完整的记录；而《安妮日记》则是真实的日记，是生活零散的片段。

但是两部作品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——均出版于年。这是二战刚刚结束的伤痛期。这意味着战争，意味着病痛，意味着反思，意味着透过它们，我们可以回顾历史，可以直面人性，可以剖析心灵，可以思考未来。而我们与《鼠疫》和《安妮日记》这两部作品最大的联结点正是当下每个人的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——“隔离”。

《鼠疫》中的隔离是工业文明与自然山水的隔离：加缪笔下的这场“鼠疫”降临在一个叫做阿赫兰的典型现代城市，这里的春天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”，这里的人们“最重要的营生是做买卖”，而且“永远是为了发财”。从这些描写中，我们可以透过加缪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现代都市钢筋水泥、车水马龙的繁华背后掩盖的脆弱，更可以反思都市人行色匆匆、妆容精致的面孔下隐藏的悲凉。于是灵魂震动……

在人与自然隔离之后，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接踵而至：鼠疫爆发地阿赫兰被迫封城，于是城里的人与城外的人隔离，染病的人与健康的人隔离，死去的人与幸存的人隔离——其中里厄医生与病重疗养的妻子生离死别，滞留记者雷蒙·朗贝尔与未婚妻骤然分别，自我放逐者让·塔鲁在防疫活动中不幸感染与朋友诀别……

如果说以上这两种隔离尚可忍受的话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的隔离则更令人感慨唏嘘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了《鼠疫》中人们对死亡的畏惧与对同类的谴责和怀疑……

于是，我们看到了《安妮日记》里种族歧视的冰冷与战争的残酷……

战争是野蛮的产物，但却常常成为“文明”的借口。二战期间，随着各种反犹太法令的公布，犹太人的自由被不断剥夺，最终，他们的生命也不能得到保障。于是安妮一家与她父亲的朋友达恩一家躲进了“秘密小屋”之中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隔离生活。在隔离期间，他们两家人共同居住在狭窄的空间内。由于楼下有工人做工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被禁止外出、打开窗帘甚至咳嗽；他们必须轻声走路、小声说话、严格作息；他们只能与人合住、互相容忍磨合、忍受物资的匮乏……

这不是作品中虚构的隔离，这是生活中真实的隔离——从肉体到心灵。

漫长的隔离是灵魂的孤岛，于是少女安妮拿起了手中的笔，开始用记日记的方式与自己对话——她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，每天除了参与家务之外还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，包括多种语言、速记和数学。同时，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：除了广泛地阅读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作品之外，安妮还热衷于搜集王室的家谱，而如今94岁依然仪态万方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便是当年安妮